我与“三花”_作家心声_人物概述

人们习惯于把拙著《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统称为“三花”。向我索书定要“三花”，认定“三花”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其实并非如此。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瓜葛，是独立成书的。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时代的连贯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合紧密，书名都是“花”字，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如此便是“三花”的由来吧！

坎坷的“三花”出版路

《苦菜花》是我的处女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为了这本书的创作，我从1953年开始酝酿、构思、学习钻研，到1955年写成初稿，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军队的紧张工作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同年秋天，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给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大意说，我是某部队的一个19岁的排级干部，共青团员，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小说稿子，自知水平很低，达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很快来了信，称我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都已转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然而，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这怪不得编辑部，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文艺界是重灾区，一切正常业务工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好在1956年冬至1957年春，我在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在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前夕，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不然，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

《苦菜花》初版于1958年1月，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由天津画家张德育作的彩色插图。而之前该“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的书，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之后，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我趁机对入选的《苦菜花》作了些枝节性的修饰，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收作后记。此后出版的各种本子，包括外文译本，都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的，直到“文革”之前，没有再修订过。“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迫于当时的形势，再版时又做了些删节。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样子。

《迎春花》的写作过程则简单多了。在处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于1959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说《迎春花》。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一期全文登出，新华书店征订要一百万册。因为纸张紧缺，解放军文艺社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但是，与《苦菜花》的好评如潮不一样，《迎春花》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苦菜花》也存在这个问题，值得作者警惕！于是，我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对《迎春花》作了局部的修改，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于1962年再版。“文革”结束不久重新出书时，又对这方面的描写进行了一次修删，以期男女关系的描述更“干净”。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就不赞成这种“干净”的同志们，反对修改，编辑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迎春花》，要按这个版本重新出书，我也同意了。相信广大读者的鉴别能力，孰对孰非，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天遂人愿一帆风顺。“文革”风暴乍起，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我是早在1964年，就被“文艺革命旗手”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迎春花》的作者。事情的起因是江青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根据小说改编的《迎春花》话剧引起的。她认为，剧中反映的解放战争的生活是歪曲，同她经历过的不一样。她又看了小说，小说比戏还要坏……和此前周总理、茅盾、周扬等领导的肯定意见完全相反。我对江青的武断专横自然不满，而且抗拒她的指示，拒绝修改……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苦菜花》和它的姊妹篇《迎春花》及尚待出世的《山菊花》遭到无情的批判，“文革”中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成为禁书。

世上的事有时是很难预测安危福祸的。《山菊花》的出世过程，即从1963年11月上集稿子脱手，到1981年11月下集定稿，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安危多变，可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充满戏剧性。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时，曾明言超不过前“两花”就不要出版的、我所在的空军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阅完书稿后，感动得泪下，赞赏有加，批准出版。可是没有多久，随着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气候的升温，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日益浓烈。编辑们最终得出结论，这样的稿子现在不敢出，要出，得修改。而要改掉的，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我选择了宁不出，也不改。书稿搁在那里。但书虽然没有出，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责却一点也没有减轻。“文革”中我被勒令将手稿交出去批判，连王静敏副主任也逃脱不了干系。我极感悲惨，《苦菜花》、《迎春花》遭厄运，可它俩总还是出生了，发行遍及全国，国外也有翻译，也算风光了好几年。而这个“山菊花”，还没见世面，便被批判斗争得体无完肤，连“寿”都没有，就和它的两花姐姐一起“正寝”了，岂不更加哀哉！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爆发的第二年——1972年，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复查”落实政策的日子里，单位机关里的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一直没人问津，不知是不是你的……一见到那熟悉的白布旧包裹，我的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夺眶而出……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苍护佑?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讴歌胶东人民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坚贞不渝的炽烈情爱的书稿，竟能在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铁掌中逃生？竟能蒙混在乱纸堆里盖着厚厚的尘埃幸存下来？转念一想，这部《山菊花》稿子，当初还幸亏被勒令交出去批斗，否则留在我自己家里，全家被扫地出门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谁也不会还顾及带上这已经惹了祸的“惹祸精”，那样一来，惊恐万状的家人，也会将它付之一炬或扔进垃圾堆的。如此，也就不会有1979年上集、1982年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的两个版本的《山菊花》了。这可真应了那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老话。

生活是“三花”盛开的沃土

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这是因为，作者为什么要写——创作的动机，写什么——创作的题材，怎么写——创作的方法，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个性爱好、立场观点、周围环境密切相关。而这些方面，很难是人人相同的。

像我，本来是个只念过五年小学，不满十四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我那么年轻，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这是迄今为止，常常有人询问的两个问题，甚至还听到过《苦菜花》不是出自我手的流言……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且能“少年得志”、“一鸣惊人”，不是年轻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而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我接触过、看到过、听到过、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和事。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我周围的亲人，村闾邻居，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为正义的斗争，献出自己的所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群众，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其英雄的壮举，崇高伟大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耳濡目染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业绩，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优美情感、善良性格、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的宝藏，使我的创作激情和原料，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为此，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胶东昆嵛山，爱那里的人民、风俗语言、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她的过去和现在。

对作家的创作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的亲人。这一点我有深切的感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共产党的引领下，我的哥姐们很快献身革命战争，父母由于儿女的影响，也卷进斗争的漩涡。我家被敌人切齿为共产党的“干部窝”，八路军干部战士则亲切地称它为“招待所”。我母亲对革命人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忘我奉献，被正义事业的参加者所赞颂所感动，自然地也被反动者们所仇视所诋毁。我自幼和母亲身影相依，行止相随，她的行为，她的眼泪，她的欢笑，她的爱，她的恨……都深深地影响着我，感召着我，启迪而激励着我。在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学创作时的1953年，曾写了一篇文章，有四五万字，完全是记述母亲的真实事迹的。这可以说是《苦菜花》的“胚胎”，当时悄悄给朋友看了，他说非常感人。我感到鼓舞，坚定了要创作一部反映革命母亲的长篇小说的信心。从小说的初稿一直到1957年春天的定稿，书名都是《母亲》。当时解放军文艺社的主编陈斐琴同志说，有高尔基的小说叫《母亲》了，书名能不能不叫《母亲》？当然，没有更好的，叫《母亲》也行。苏联有它们的“母亲”，我们有自己的“母亲”……当我提出《苦菜花》这个书名后，很快得到赞同。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我去作给莫斯科广播电台对苏联听众的谈话节目，内容主要是回答苏联读者有关《苦菜花》的提问，这和我接到的一些来自苏联的读者来信一样，许多人都是把《苦菜花》中的母亲同高尔基的《母亲》相类比。1990年，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与一位汉学家（他是已经过世的俄文《苦菜花》的翻译家的朋友）相会时，他也谈到苏联人把《苦菜花》里的母亲，和高尔基的“母亲”相类比的情形……我认为，作为生活中的母亲，尤其是革命的母亲，中国的和外国的有许多共同点，又各自有其特色。她们是人们永恒讴歌爱戴的主题。

小说是来自现实生活，但它又是对生活的再创作，而不是真人真事的纪实文章，这一点不容含糊。前面说过，没有我经历的生活，我写不出“三花”；我没有那样的一个母亲，写不出《苦菜花》里的母亲。但，《苦菜花》中的母亲，不是我自己的母亲，她是包括我的母亲在内的许许多多革命母亲的缩影。

创作的成功，生活积累、个人勤奋是决定因素，而客观环境的促成因素也必不可少。革命部队是一座陶冶人材的大熔炉，是一幢学习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学校。即使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也没有放松过。五十年代初，部队又开展学习文化的高潮，使我完成了初中的课程。连我所在的杭州笕桥空军基地一个师级单位，都设有一座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使我不但能读到中国的许多各类作家的作品，还能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苏俄文学的代表作及名篇，这自然使我的文学水平写作能力得到提高。我经常想起这个现在看来是小不点的图书馆，每每想到它，禁不住的温情，便从内心深处升腾起来。前面亦已提及解放军文艺社丛书编辑部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负责人和编辑宁干等人，八九十年代的吴振录诸同志，对我的创作付出了很大心血。他们的编辑部对工作、对作者殚精竭虑的负责态度，不仅体现在我的身上，许多青年作者都受益匪浅，感念不已。

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情心愿的作品，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才具有时代精神，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如上所述，“三花”的产生，很大原因是有赖于客观的因素，也属作者年轻之作，不足和浅薄甚或谬误之处，可称屡见不鲜。还有，在一些思想感情的把握、情节的描述上受时代局限，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尚可聊以自慰的，是那份感情是真挚的，是用一颗火热的心，去爱去恨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而这些，让晚年进入另一个时代的我再来写，恐怕也难办到了。

（原载<?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05年6月24日</st1:chsdate>《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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