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恩厚同志：
中国评剧院演出的你同高琛同志改编的“苦菜花”我看过了。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感想。<SPAN lang=EN-US>
“苦菜花”小说我看过，很喜欢。看到它搬上舞台，尤为兴奋。改编时，尽量撷取小说中矛盾尖锐之处，尽量考虑到小说中对母亲这一人物着意刻划的深刻含意。这足以窥见改编者的苦心。<SPAN lang=EN-US>
改编这部小说是不容易的。我以为难处在于：小说是以母亲作主线，象征苦难的祖国——即苦菜之苦根。母亲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和她一起共命运的儿女、亲人、朋友、同志，以及母亲本人，又是苦根所生发出的美丽的花朵——即苦菜花。而改编戏，任谁第一眼都不得不考虑以除灭汉奸王柬之为故事主线。因为这条线，矛盾尖锐，敌我分明。这就构成改编戏时的两种可能：一是以围绕母亲为中心，像小说一样，多方面地表现母亲。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没有自为的阶级意识时起，到以后她怎样对待儿女，她对解放军的关系，她如何对待明火执仗的敌人，如何对待暗藏的敌特，如何对待干部的错误作风，怎样对贫苦农民的关怀，怎样成为群众的核心，她和党的关系……，写母亲在革命进程中的变化发展。这样写，就可能写成一个“母亲传”。传记体的戏很不好写，容易使其它人物分散，故事不易集中，戏剧矛盾不尖锐。这样写，还会失去原小说中所提供的丰富的戏剧情节，使原小说中许许多多人物变为扁平的影子。以上是这一种改法的利和弊。<SPAN lang=EN-US>
另一种可能，紧紧抓住以根据地反特斗争为主题，也就是以对汉奸敌特王柬之的斗争为主线。这一条线，在小说中极为鲜明完整。这条线斗争尖锐、惊险、紧张。这样就只用小说的前半部。在看小说时，我觉得看到王柬之被公审后，就再也提不起原来那股子急于寻根究底的劲头了。这虽是我有看故事的偏爱，但也反证了小说中前后两半不够衔接。前半部故事性很强烈，人物精神面貌、心理状态的描写和典型环境的铺排都异常紧密深刻而集中，把对立矛盾的具体人物摆在读者面前剖析，使人们目不暇给。后半部则铺撒开来，除母亲沿着自己的思想性格有所发展外，矛盾对立面已不是具体人物贯串如一，环境、事件的安排也不似前半部集中。以上所谈是为了改戏所引起的对小说的感触。<SPAN lang=EN-US>
话说回来，按照这反特斗争的线索改下来，戏会是很吸引人的，但势必削弱母亲的表现，因之也就影响了“苦菜花”这一命题的深刻寓意。不仅如此，写这一条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减弱正面人物的刻划。我感到在小说中，如果以姜永泉、娟子、德松、玉秋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王柬之相比，后者在小说中描写得比较集中，而对前者的描写，比较起来就不够丰满。更重要的还由于描写正面人物在斗争中建树的地方太少太薄。在抗日时期对敌斗争中，这些地方干部有各方面的建树，它又会表现在群众——包括干部本人——思想觉悟、斗争艺术的提高上。而小说中像姜永泉、娟子、冯德松等人，思想的发展，本身的成长，对根据地的建树都描写得不够，就是在对王柬之的斗争上也显得不够主动。这是我们研究改编戏的时候，对小说感到不满足的。因之改编戏时就要着意补足这方面。<SPAN lang=EN-US>
评剧“苦菜花”的改编是有成就的，有些场子戏剧性很强。但是也就失之于松散，在主题、故事方面都没能集中有力地表现。这是一个难题，改编几十万字的小说，把它再创造为一件艺术品，当然不是轻而易举，一蹴即就的事。看来，碰到这种情况时，那是要写戏的人操起刀剪，给小说动大手术的。<SPAN lang=EN-US>
我当再次申明，上面所谈对小说的感触，那是基于为了改编成戏而引起的。对小说本身，我不能妄加评断。小说可以用几十万字畅泄直流地写下去，可是，每个戏只能是三小时左右，四万字上下。奈何？戏比起长篇小说来，只能是刀短刃利。<SPAN lang=EN-US>
评戏“苦菜花”演出了很久，但到现在，演出的效果依然强烈，观众关心以母亲为首的许多正面人物的命运，憎恨以王柬之为首的反面群丑。剧场里嗟叹、惊诧、嘲嬉、欢笑之声不绝。就说明它是一出好戏。情节还是紧张的，对母亲和王柬之的刻划，也是鲜明的，这个戏大有可为，应不断提高。<SPAN lang=EN-US>
我感到评剧院有一股劲头，排了很多新戏就是一个明证。这次到福建前线慰问，又带回新颖的创作。我很喜欢看“三里湾”的演出，很多同志也对“爱甩辫子的姑娘”给以佳评。我感到，评剧院在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上是鲜明的，在评剧艺术创造上，既大胆又有很多令人欣喜的成功。<SPAN lang=EN-US>
祝你们继续努力！
(原载1959.01.14《人民日报》<SPAN lang=EN-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