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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风格”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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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胶东风格”的代表者

在胶东作家群中穿军装的一代中，冯德英是最年轻的一位。严格来说，他的“军人出身”与其他人是有所区别的，因为缺少点枪林弹雨的战场，他的“服从命令”就多了点“自觉性”，他更多一点自己的视角和思索。

他是两代作家中的“过渡人物”。

一

《大地与鲜花》第一部《染血的土地》中的杨玉德，有冯德英自己的影子——十分了解冯德英的人这么说。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即使是自传体的小说也不能将小说中的人物与作家等同起来，“影子”毕竟是影子，我们只能从中发现一些作家“心态”的端倪。

冯德英1935年出生于牟平县小于家村。这个小村庄后来划归乳山县。有的书上说他祖籍是观上冯家村，其实是不对的，观上冯家是他全家后来迁徙之地，没有土地，就少受土地的束缚和羁绊。冯德英的家庭出身，按照划分成分的说法，是真正的贫雇农。他的家庭“受着地方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象奴隶一样地苦度生涯。”(引自《苦菜花·后记》)。冯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冯德英所处的时代，又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胶东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他的父兄都卷进了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武装斗争。因而，他那个赤贫而绝对可靠的家，就成了八路军和过往干部的“招待所”，“口碑”高竖，人人皆知冯家是“干部窝”。从记事起，小小年纪的冯德英就“常常偎在干部姐姐和八路军哥哥怀里听胜利消息，同他们一起欢笑。”(《苦菜花·后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521页)

他是个得天独厚的“红孩子”，不是在蓝色的摇篮曲中长大，而是在红色的进军号中成长。他自幼便接受着革命的洗礼，这洗礼中自然不乏血与火。幸福的童年并不轻松。

当村指导员的父亲，在每次大战役后，“那疲惫的网着血丝的眼睛，总要对着烈士通知书发呆，沉重迟钝的脚步声彻夜地在院子里徘徊。”(冯德英：《关于‘三花'的创作答读者》，《文学·回忆与思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胶东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冯德英看到的血和泪太多了。他早熟，过早地踏上了征途。

1949年1月，仅仅念了五年小学，只有14岁的冯德英入伍。

冯德英后来成为作家，他的生活积累主要来自他的童年经历的情绪记忆。请注意这个情绪记忆延伸到很远，几乎主宰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即使后来的日益成熟，更多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也是这种情绪记忆的“派生物”。

他在杭州学习电讯，成为一个称职的通信兵，在这里度过了三年。这三年他像象块干涸的海绵拼命汲取知识之水。他参加了部队的文化学习，自学得到了初中的毕业文凭。更重要的是：这个16～17岁的小战士读了《洋铁桶的故事》，迷上了小说，而且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自1952年春天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创作。这个通讯学校设在一所原国民党高级航校里，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冯德英在这里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将自己“改造”成一个穿军装的“文人”。苏俄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像肖洛霍夫所著《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作品的影响，在冯德英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使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去师法肖洛霍夫，努力去表现自己故乡昆嵛山的“顿河风情”；而且影响了作者观察与思考人生、社会的视角。年轻的冯德英不仅咬住了“恨”，而且心胸大拓展，心灵中有了更多的“爱”。这种“爱”当然包容了对“女性”、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不再是狭隘的、庸俗的社会学的“唯阶级论”者了。

很庆幸，历史给了冯德英这样一个“机遇”，这几年是政治运动的“间歇”时期，时代气氛积极向上，人际关系比较和谐。冯德英才有可能精神状态自由舒展，多了些“独立思考”。

1955年春开始写《苦菜花》，1958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这是冯德英的处女作，当时他仅23岁。

真可谓“一炮打响”，他立即成为中国文坛上一颗呼啸升空的新星。接着他又写出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迎春花》。与此同时，他还写出了短篇小说《南海空战》(载《解放军文艺》1958·8)和《抢救》(载《人民文学》1958·11)。据1958年7月号《解放军文艺》上他写的《我怎样写出了(苦菜花)》透露，他已有了写作“三花”的打算，但人们却迟迟未见他的第三“花”问世。倒是在1965年11月号的《电影文学》上，见到了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女飞行员》，这时他已调入空军政治部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但也距“文化大革命”为时不远了。

“文革”期间，按照冯德英的条件，本该深受重用的。他年纪甚轻，不像那些“老家伙”首当其冲；他出身又好，根红苗正，正可利用为“独一无二”的作家，大红大紫。然而，冯德英却不识抬举，竟落了个“内控”的下场。据说是他不买炙手可热的“四人帮”的账，骂了江青，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因为当时的时代气氛与冯德英的“情绪记忆”大相扦格。冯德英的心态在终端上与“老家伙”是连在一起的，父兄被打倒，他不可能独受青睐，更何况违心地向父兄唁唁而叫!胶东人的耿直，也造就了独有的道德风范。

冯德英整整沉默了10年。

打倒“四人帮”后，冯德英在1979年写出了第三花——《山菊花》的上卷；此后，他个人在婚姻问题上遇到了不愉快，但还是压抑不住迸发的创作激情，在1982年4月出版了《山菊花》的下卷，而且显然比上卷有了长足的进步，令读者极为欣悦，离婚的磨难反而磨砺了冯德英的笔，作家的毅力令人叹服。至此，冯德英的“三花”出齐了。

1986年，他的多卷本小说《大地与鲜花》的第一卷《染血的土地》问世，令读者耳目一新。这是他创作历程中的里程碑。他在山东省第五届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山东省作协主席。1994年卸任到青岛政协担任了市政协副主席，以腾出时间来完成他的写作计划。读者翘足以待，企盼着《大地与鲜花》的第二卷、第三卷问世。

二

从“三花”到《大地与鲜花》的整体构思，构成了冯德英创作的艺术编年史格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冯德英的长篇小说是艺术化的胶东革命史。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它的“存史”价值都是永垂不朽的。

人们普遍地把“三花”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不仅因为他们取材相同，都是以胶东的昆嵛山区敌我斗争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反映出当时胶东的时代风貌和特征；不仅因为主题相同，都是讴歌胶东人民的奉献精神，在严峻的历史背景下表现出来的崇高的人情和人性美；还因为“三花”表现出来完全相同的美学品格，都是打着深刻胶东烙印的英雄正剧，有着悲剧的壮美。

“三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胶东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壮丽画卷。三十几年胶东人民前仆后继，争取自身解放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都被作者收入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三花”虽然各自独立，人物互不相干，但从“史”的角宠看，却紧密衔接在一起，构成了形象化的胶东现代革命史。

《山菊花》写的是三十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再现了诸如“一一·四暴动”、“天福山起义”、“威海起义”以及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的“雷神庙战斗”等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胶东半岛对敌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苦菜花》反映的年代紧接其后，表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半岛斗争的残酷和激烈。

《迎春花》则取材于解放战争时期，胶东解放区人民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生活。

因而“三花”可说是胶东革命斗争生活的三部曲，是异常完整的、艺术的胶东革命风云录。

“三花”选取了这样的题材，其主题都是赞美和讴歌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或者成长起来的英雄。这些英雄可能业绩十分平凡，如《苦菜花》中的母亲，也可能很有传奇色彩；如《山菊花》中的于震海，但作者都一个噪门地唱他们的赞歌。可以说，“三花”全都是英雄的正剧。

这种正剧表现出来的美学特色是什么?毫无疑义，是一种带着浓郁悲剧色彩的壮美。在这一点上，作为胶东作家的冯德英，与峻青表现出来的美学风格——撼人肺腑的悲剧美，是大同小异的。

作家即风格，他与胶东大地紧密相联系。

“三花”所反映的是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斗争生活，这种动荡、严酷的生活内容本身便容易提炼一种雄伟悲壮的诗美，更何况还有作家对那段生活的特殊感受和激情：

“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我爱那些和我命运休戚与共的好人们，恨那些祸害我的亲人们的丑类。这种强烈的切肤之痛的爱和恨的情感，推动着我要歌颂、要控诉。”(冯德英：《关于“三花”的创作答读者》，《文学·回忆与思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

正是生活本身的慷慨悲壮性质和作家的鲜明的爱憎情感，主客观的统一，凝聚成了“三花”慷慨悲壮的美质。

为了唤起人们强烈的壮美感、崇高感，冯德英也如峻青一样地将人物置于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面前，在“非此即彼”的“二难抉择”中忍受极为痛苦的折磨，从而展示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例如，《苦菜花》中的母亲，在幼女嫂子与兵工厂秘密之间的抉择；《山菊花》中三嫂在儿子与伤员之间的取舍，都是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性选择，与峻青《黎明的河边》中小陈父子在亲人生死与完成任务之间的抉择，一般无二，只不过，冯德英笔下更注重剖示人物痛苦抉择时的复杂感受罢了。这可能与冯德英注重细腻真切地心理刻画的艺术特色有关，与峻青相比，冯德英的艺术风格显得更细腻一些。

当然，这也与冯德英注重展现人性的丰富性这样的艺术追求有关。

“三花”当然是革命军事文学，但冯德英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视角”。他力求在“史”的流动中反映中国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包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发掘她们在历史大变动中所闪耀出来的那璀璨夺目的人情和人性的火花。他们在严酷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高尚的道德规范与伟大的人格操守。

这样一个“美学视角”有“离经叛道”之虞，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三花”是“人生化的革命战争小说”，战争的历史，只是人物活动的舞台。

当然，这种独特的艺术追求与后来的《大地与鲜花》有着某种联系。冯德英有着胶东大汉特有的素质。他很“犟”，他说他没有对大跃进写过一句颂词，因为他无法理解“大跃进”。他是一位最具人民性的作家，他思索战争也带着胶东人的执着。

《染血的土地》作为冯德英创作的第二阶段，所映现的社会环境和人民生活与“三花”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还是胶东大地的编年史，紧紧衔接着《迎春花》反映的时代。这时，人民当家作了共和国的主人，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然而，这块染血的土地上发生着什么呢?

“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他们政治上不再受压迫，吃穿也比旧社会好多了。这是与旧社会的根本性区别。但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目标吗?那点燃千百万人为之献身的马克思主义之火，带给中国社会主义大地的仅此而已吗?一排排耕地连成了片，而人们还在使用着原始的工具进行劳作；无数死者的坟堆平掉了，甚至有的烈士的栖身之处也被挤上了荒山坡，大量的白骨和坟泥做了肥料，可他们活着的亲人们还是吃不饱肚子，还在受着政治运动的折磨……”(冯德英：《安泰的苦恼和幸运》，《文学评论家》1987·7)

显然，《染血的土地》表现着作者对胶东大地建国后的生活极为严峻的思考，它的主题深刻得多。

他当然满怀着激情讴歌着他的乡亲，然而他不但发掘了他的乡亲精神和情操的美质，同时也注意了展现他们生活的艰难和内心的痛苦，写出了这些善良美好的人们受委屈、遭压抑以及被毁灭的悲剧。作品中许多品格高尚的人的不幸际遇实在是振聋发聩的。热情善良的复员军人，炮兵排兵却被打成了极右派；老烈属杨日顺，用他女儿玉秋的话说：“我们家，几辈子苦出身，共产党员能成立一个支部。”就这样一个老烈属却被逼上了自缢的绝路。《染血的土地》第340页写他自缢前的一段话实在令人深思：

“……吴乡长关于他的儿子可能当了投降敌人的坏蛋，跟蒋介石在台湾干活的话，(按：他参军的儿子只是在战争中失踪。)却像一把钢刀，刺进他的心窝。他感到愤懑、屈辱、羞耻。那时他奔过去，会双膝跪到乡长脚前，向他叩头，求他开恩，不要这样作践他、作践他的儿子们——他们死了，饶恕他们吧，可怜他这个当爹的吧……但，老人克制住了，没有这样做，这是对谁啊!是乡长，人民政府的乡长，共产党的乡长，他和他的儿子们，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人，一样的家庭，流血淌泪十几年，打出来个新国家，自己的国家，怎么好再去难为自己国家的干部呢?那不成了旧社会，穷人去求地主老财。他杨日顺“当长工时，向主人下跪哀求赐舍的情景，在新中国能重演吗?”

显然，冯德英把这些美好、善良、高尚的人们的一切坎坷际遇，心灵的痛苦历程，都放在“无情的政治运动、多变的政治风云”中，放在古老、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背景下，让他的人物背着沉重的历史负荷而无力自拔，从而再现了“三花”里的人物及他们的后代，“在战后的历史大转折、大演变中的命运、遭际、欢乐痛苦，七情六欲。”(冯德英：《安泰的苦恼和幸运》，《文学评论家》1987·1)展示了“染血的土地”在不应该流血的年代里继续流血的令人深思的现实。

这表明，冯德英独具的审美视角在文艺生产力大解放的时代有了新的探索，出现了质的飞跃。作者观照历史，观照生活有了自己更为深沉的思索，它深湛、犀利地探到了现实生活日趋复杂多变的深层蕴含。

这一变化使冯德英的整个创作呈现着如下的发展轨迹，由对革命战争年代的高尚人性和壮美人情的单纯赞美和讴歌，发展到人的坎坷命运和人民群众中真、善、美被践踏的深沉慨叹和敏锐思索；由对英雄人物的形象和品格的刻画描写，发展为对普通人的人生负荷、欢乐忧凄的形象再现。

质言之，由英雄的正剧转向了普通人的悲剧。

虽然“三花”和《染血的土地》都具有令人心悸的悲剧美，但“三花”表现为昂扬激越的悲壮气质，而《染血的土地》则呈现着一种深重凄惋、冷峻严厉的美学格调。如果说“三花”尚有若干“稚气”的话，那么，《染血的土地》则表现为更加成熟的色彩。作家在经历过若干政治运动之后有点“大彻大悟”了。

问题是无论是正剧，还是悲剧，都打着深深的胶东烙印。这不惟是内容：

“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战争留下来的印痕太深、太多了!而战争，总是和血迹连在一起的。”(《染血的土地》第133页)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积淀了过多苦难的大地不会产生过多的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冯德英的情感世界里天然地具有“忧患意识”的基因。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种苦难，他的乡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此，冯德英是发自内心讴歌的，这便是“三花”那种单纯美质的根源。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消除苦难，反而使苦难用新的方式在延续，也即杨日顺临死前所问“向主人下跪”的情景又要重演，不过仅仅“主人”换成了共产党的乡长(当然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乡长)而已。这种与革命目标极为背谬的“反差”带给“人杰”辈出的胶东人，很可能也是一种强烈的“反差”。一种人是把聪明才智用来追赶潮流，不愧为“得风气之先”的后代，是“识时务的俊杰”如刘成仁之流：

“只是在我们国家，政治是第一条，我们是吃政治饭的。”(《染血的土地》第138页)

他似乎也不乏胶东人的机敏，妻子杨玉冬受到诬陷，他的反应是：

“这无疑是一梭子无情子弹，射向了杨玉冬的政治生命。‘她完了! ’刘成仁第一个意识，便是这三个字；对他自身呢?‘我要负伤啦! ’这是他第二个感觉。”(《染血的土地》309页)

但同时也会产生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道家的“超然物外”，摒弃了功利主义的私欲，对那颇为“时髦”的事物保持了距离，就多了点“逆向思维”，对生活就有了自己严峻的思考。

冯德英便是这样，他没有高官厚禄，所以多的是“平民视角”，他看到了孤儿寡妇，既享受着翻身做主人的欢乐；又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孤独，他们需要休养生息，但“极左”与封建主义幽灵却给他们造成了双重痛苦。那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其实是对最初革命目标的背叛，不过是让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变相地进行阶级报复而已。

正因为有了这种对生活的严峻思索，才使得《染血的土地》的悲剧美多了冷峻悲惋的生活咏叹调色彩。

这是一个飞跃，不仅对作者本人，乃至对整个当代文学——因为它是一种“逆向思维”。

从民族的、历史的重型化矛盾中去思索，得到的当然不会是小花小草--那些只能“粉饰太平”的货色；作者在这种矛盾中寻觅，不管得到多少，都总是关系到民族生存、人民苦难的“史意”。这“史意”可能不是“诗意”，可能沉重得让人压抑，甚至窒息，但却构筑着作品的史诗品格。《染血的土地》只是“大地与鲜花”的第一部，一些魑魅魍魉在这里已见端倪，后来很可能“春风得意”，未来的生活画面将可能更为严峻。但仅就这第一部而论，谁也无法不论定它的“史诗品格”。

冯德英在构筑着自己的艺术丰碑。

《染血的土地》使他在情感世界上更接近胶东作家群的年轻一代。他的“忧患意识”带有一种狂飙性。

三

从“三花”到《染血的土地》，冯德英塑造了一个庞大的“胶东妇女群”，由那么多命运有别、性格各异，但基本品格却十分接近的妇女形象系列构成，这是他首要的艺术成就。这个形象系列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名单：

《苦菜花》中：母亲、娟子、星梅、白芸、杏莉、杏莉母亲、花子；

《山菊花》中：桃子、三嫂、好儿、萃女、小菊；《迎春花》中：春玲、春梅、淑娴；

《染血的土地》中：玉冬、玉秋、玉春、大俊、素青、蓉子、“踹三脚”。

这个系列，形象地映现了中国劳动妇女觉醒、斗争、成长的历史，展示了中国女性所特有的崇高美德和伟大人格。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系列中无一不是独具风姿的胶东劳动妇女形象，冯德英用自己的全部作品唱出了胶东妇女的热情颂歌。在这个群体中刻画得最成功的形象是《苦菜花》中的母亲；其次是《山菊花》中的桃子和《染血的土地》中的大俊。

冯德英把他的妇女形象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觉醒及其觉醒后的命运。换言之，就是在革命历史进程的背景下，写出了她们的“性格历程”，赋予她们以“历史主人”的色彩，让她们在历史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伟大品格。

《山菊花》中的桃子代表着中国妇女最早的一批觉醒者，她是一个青年妇女，只有“单向”的对丈夫的爱，是纯真的，可也未免是蒙昧的，因为她完全不懂丈夫从事的革命事业，可后来，她却由这种爱，逐渐觉醒，成为一个与丈夫并肩奋斗的勇士。

最初的母亲，“在村中一向是受人尊重信赖的女人。谁都晓得，她贤惠、心肠好，待人直，为人正派，肯帮助人。女人们常来串门子，把为难的事告诉她，请她想想法子，帮帮忙。她人虽穷，可知道穷人的苦楚。”

请注意这一段概括介绍的“价值取向”，它内含的审美标准是地地道道的“胶东尺码”。贤惠、正直、热情，这些品格在胶东是为人称道的，作者不去说她聪明、灵巧、工于心计之类。同是东方女性之美，母亲绝非《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秀云，川妹子之美另有一番讲求。

当然，母亲也有“辣”味，她嫉恶如仇，坚贞刚毅，勇于反抗邪恶势力，很有点硬骨头精神，而且表现为坚忍不拔，久折不回。她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十分强烈的爱憎，与旧社会誓不两立，这都为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最初的母亲显然还与革命保持着距离。娟子要参加暴动，“母亲愣住了。她来不及领会女儿话里的全部意思，一阵恐怖向她袭来，而为女儿担心的紧张心情，更有力地攫取了她。”

这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一个挚爱着女儿，还未必理解女儿的母亲。

斗争王唯一时，她“那块坠心的石头已被愤怒的火焰烧化，她抓起沙子石头，狠狠地向王唯一打去……”

母亲这一性格化的举动，是长期深埋在内心的愤恨情绪的迸发，也是革命斗争的风暴在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身上所激起的巨大反响。

枪毙了王唯一，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飞跃”，表现在她与族长的冲突上。

族长因为娟子抛头露面而让母亲叫回女儿，母亲的回答却是：“孩子是我的，别人管不着。我不叫!”

很多评论家赞扬这一性格化的举动，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中，母亲敢于冒犯长辈，反抗封建伦理思想，公开支持女儿参加工作，这是何等大的胆量和决心!”

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这胆量和决心只能发生在“得风气之先”的胶东大地上。在封建宗法统治根深蒂固的山东西部便不可思议。在胶东，封建宗族权力尽管也很顽固，但毕竟因为商业发达的冲击，宗族连结不那么牢固，与完全受土地束缚的地区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在胶东，这一“呐喊”便很难说是真实的。母亲的支持杏莉母亲与长工长锁的结合；在花子与老起的婚姻上为花子奔走，都该做如此理解。有人企图以此来说母亲具有鲜明的妇女人权意识，是自觉的反封建意识大幅度的觉醒。想把母亲打扮成女权主义者，这都不尽符合实际。母亲只是出自一种同情心，一种基于植根于胶东文化沉积层的善良本性，在封建沉积物相对薄弱的胶东大地产生的自发行为。这里与任何主义都没有多大联系。

后来的母亲才逐渐抛弃了朴素的、狭隘的报一家私仇和单纯疼爱子女的感情，自觉地将子女的前程、个人的命运同阶级和革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她不仅把亲生子女献给革命事业，而且自己也置身于革命斗争之中。她在被捕时的坚贞不屈，在敌人严刑拷打嫂子、逼她供出兵工厂的秘密时的“二难选择”；以及在攻打道水时的深入虎穴，等等，说明母亲已经在历史舞台上充当了“主角”，她已完全成了一个战士，不仅用“母爱”来显示她是个革命的妈妈，而且用鲜血来证明自己是完全革命化了的母亲。

冯德英笔下的母亲，既是一个高大的革命者的形象；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的典型。正是在妇女觉醒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上，深刻地发掘了中国女性崇高品德和伟大人格，特别突出了她们做为母亲，妻子的那种默默奉献的精神。作家自己写到：

“我认为，像于震海那样威震胶东的英雄固然应该写，但那些不声不响地支持着她们的儿女和丈夫，默默地为革命奉献着一切的普通革命妇女更应该写。我的艺术的笔总是情不自禁地倾向于她们。”(冯德英：《无限深情凝笔端》，《文学报》1982·9·9)

作家这样的“审美视点”，当然首先取决于胶东当代的历史，整个战争年代，胶东妇女从点滴琐屑的平凡小事(例如做军鞋、磨军粮)到紧要关头的英勇牺牲奉献(例如多少民兵女英雄)组成了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的一个重要成分。其次，应该看到它与“胶东文化沉积层”的联系。前面提及审美的标准；还有，由于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裕，文化的相对普及，胶东妇女性格有一些共同的质素。例如比较温柔，有更为浓郁的母爱，通情达理而较少横蛮等等，这都影响了我们的作家，让他情不自禁地为中国革命战争雕刻了巾帼英雄的群像，为东方女性谱写了壮丽的颂歌。

在《染血的土地》中，冯德英还成功地塑造了大俊的形象。这一形象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善于细腻地刻画女性内心世界的才能。大俊独守空房时的心理活动，对白鸽、花猫的绵言细语，干似“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孤独的寂寞已经是无以复力了。作者写得那么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冯德英写出的女人感情世界，是胶东女性的真情实意，是融胶东女人的奔放方式，恰似胶东的河水，平时很静，山洪暴发便一泻千里：

“倍受忧患的女人的胸怀，酷似一座容量巨大的水库——各种各样的感情，宛如一股股溪流，成年累月地往里流，直到流满。她们用羞臊廉耻的‘水泥’、坚忍不拔的‘石块’筑起的大坝，是牢不可破的。然而，一旦贮水漫堤，或者大坝出现决口，那就会土崩瓦解，瞬息覆没，一发而不可收了。”(《染血的土地》第553页)

冯德英正是基于他对故乡女子的这种深刻了解来剖析大俊的感情世界的。写得让人柔肠九转。

大俊也好，杨玉冬也好，说明冯德英不仅自豪地写了“三花”中妇女们的觉醒，特别突出地写了她们对革命斗争的卓越贡献，也怀着沉重的心情映现了建国初期那些继续作着奉献的女性的许多眼泪和不幸。这些含泪的年轻女人们，在浸润着自己的鲜血和汗水的解放了的土地上，非但没有继续地得到解放，反而重又陷入了受痛苦、遭压抑的境地。谁奉献得越多，谁就越加痛苦和不幸。真有点骇人听闻，却是令人信服的艺术真实。

作者写这种悲剧是深沉思索的结果，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大俊的悲剧具有双重性，格外震聋发聩。她启发人们思考：

大俊为了照料年老多病的公爹，不惜牺牲青春，在杨家无望地等下去，说明了什么?

她主持对丈夫死后立即改嫁的军属进行批斗意味着什么?

她自己因为与孙明光的正当爱情而被批斗，受尽屈辱，又意味着什么?

在“染血的土地”上发生的这一切，都令人深思。

“左”的思想阴影和封建传统观念的结合，不仅造成了人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的巨大反差，也桎梏着善良的妇女不能自拔。大俊自身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而完全不自觉，她无法利用自身的政治翻身。这种双重悲剧实在是中国的“特产”，它是多么痛心地阻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致使“三花”时代已经得到解放的妇女，在经过奋斗而得来的新中国，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封建主义的沉重枷锁之下。

在冯德英塑造的妇女形象系列中，还有一组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被视为“不贞”的几个，包括《山菊花》中的“小白菜”；《染血的土地》中的蓉子；乃至《苦菜花》中的杏莉母亲。这几个女性的婚姻都十分不幸。冯德英怀着十分的同情来写她们对不幸婚姻的抗争。她们对追求新的爱情都是大胆而执着的，甚至热烈地追求着性爱，对此，冯德英以赞扬的笔调来写，绝无半点“卫道者”的“春秋笔法”。

这一方面说明冯德英的“性观念”带着明显的现代意识，他比同代人要开明得多，有勇气去闯那个禁区；另一方面又得追溯根源，只有胶东这样的地区才能出现“小白菜”、蓉子这样的女人。如果仅仅在“十里婚姻圈”中生存，在封闭保守的黄土地上，这组妇女就成为“天外来客”，不可思议了。

从“三花”到《染血的土地》，冯德英记录了整整两个时代的中国农村妇女曲折前进的脚步，完整而深刻地展示了中国革命女性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和她们优美、高尚的人性人情，从而给以鲜血和生命、伟大的母爱和崇高的品格为新中国奠基的革命妇女，树起了艺术的丰碑!

四

赵耀堂在《漫谈冯德英长篇小说的胶东特色》一文中说：

“冯德英的创作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他这种艺术风格带有浓重的胶东特色。如果将胶东文学作为胶东流派来看的话，那么冯德英便是这一流派的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胶东文学》1984·12)

的确是这样，冯德英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追求浓烈的乡土气息，努力表现胶东昆嵛山区的“顿河风情”。

打开他的作品，一种清新、朴实、淳厚的昆嵛山区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在他笔下流淌着的是地地道道的家乡人民情感和生活的河流，回响着纯朴浑厚的乡音乡情。那绵延起伏、雄伟苍郁的大山，那流淌不息的山涧小河，那依山傍水的大大小小村落，淳朴的民风民情，构成了昆嵛山区独有的自然景观。而老革命根据地火热的斗争生活和人民情感，则构成了富有时代特点和地方色彩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冯德英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人物语言和经过提炼的大众化口语，使他的作品流溢着鲜明的胶东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这种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他细腻委婉的笔触，深沉炽烈的情感，构成了他的作品独具的艺术格调。

一、满怀激情将胶东的山水写得极富诗情画意，以多彩的画笔，从不同的角度，将胶东的自然景色写得绚丽多姿，气象万千。

这种例子俯拾皆是，比方《山菊花》第四章开头关于昆嵛山的描写：

“雨后的初夏，昊空瓦蓝，气象清新，北望昆嵛山，奇峰破天，重峦叠峰，此起彼伏，绿得透明。”

“这昆嵛山脉，西起牟平城河东，峰巅迤通，向东……”

又比方在《染血的土地》第十四章开始，对昆嵛山深秋景色的描写：

“夕阳靠近西山。初冬的散淡的桔黄色的残阳，给田野山川抹上一层光晕。这个节气，田野里除去山土不久的青麦苗，一片光秃灰暗；远山近岭上，丛丛桲萝叶艳红似火，簇簇的赤松林青翠欲滴，那连成大片的茅草，有如黄色的洪流--这一切，都是一场场严霜的杰作，唯有裸露着的巨大的黑褐色的岩石，得等大雪给它们上妆了。”

这自然景观极具意象性，不同色彩象征着特定的含义。在冯德英笔下，瑰丽的昆嵛山色彩是如此绚丽多变幻，这实在是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

二、仅仅是自然环境还远不足以是昆嵛山，还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在这古老的山区自然有其封闭的一面，例如带皮吃香蕉还直叫“焦香”。在这里维系社会的仅仅是道德规范，然而，在革命老根据地，社会道德规范除了古老的传统之外，还在古道热肠中增添了新的时代标准，也即昆嵛山的标准。例如，在《染血的土地》中，由于到处都是烈士陵园的氛围，导致了“八路胡同”乃至整个的杨家寨，人际关系几乎是透明的，那淳厚的民风与尔虞我诈完全是绝缘的。他们的道德评判也与时髦的政治渲嚣大相扦格。随便举个例子吧，蓉子要去伺候那多病的而又受人尊重的“八路胡同”的老军属杨日昌，一颗赤诚的发烫的心却遭到了误解，仅仅因为她曾与资本家少爷有些婚姻纠葛就被说成是“糖衣炮弹”。她大惑不解，对女儿明霞说：

“……好似说我是什么穿甜衣裳的大炮弹，要炸了八路胡同……明霞，啥叫‘衣裳炮弹’，还是糖的呀?妈怎么是这个东西呢?咱是人啊!”(《染血的土地》第271页)

多么精彩的调侃，读来计人辛酸欲泪。作者反讽的语言艺术让人叹为观止。然而，这种调侃只能产生于昆嵛山区的社会环境之中。善良的人们采取的举动无论从旧道德还是从新道德来评判，都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可是却无法与政治运动相适应。他们对此采取的态度却是无可奈何地适应。这便是昆嵛山的环境，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绝少与之抗争!

三、冯德英给读者展示了胶东的民俗风情画。在“三花”和《染血的土地》中，到处可见胶东的民风民俗，他以精细而准确的笔墨把一代民俗记载了下来，说冯德英是民俗作家，他当之无愧。

随手拈来个例子，《染血的土地》中关于春节的描述。

春节，是我们民族最大的传统节日，各地都有许多相同的习俗，例如置“三牲”，备供品，请下祖宗神主、家谱牌位，烧纸放鞭炮，送灶王爷上“西天”(祭灶)等等。冯德英的着眼点不在这些，他更细致地描述下层山民的习俗，女人在蓖麻油梳亮的头发上戴上支锦帛做的红花；女孩子额上点“眉豆喜”之类。这还不算，他还着力描写胶东山区特有的民俗风情，小毛驴上的花媳妇；踩高跷的“耍会”队伍；村与村之间送年戏的习惯等等。他把胶东的这一特色民俗，写得是何等准确：

“在这一带，大一点的村庄，或者村子很小，但有这方面人才的，都有业余的京戏班子。他们平时不见动静，一逢山会，每到年问，便大显身手，在本村的野台子上，不管风狂雪骤，滴水成冰，整天地唱戏，直唱到<?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正月十五。所唱的戏，不论是连台的、一台的、折子的，老是那样一些剧目，年年唱，唱不败。演员也极少更新，岁岁是他们——女的几乎没有，总也演不厌。那些观众们，本村的外村的，十分的踊跃，都站在台子三面，一站大半天，有的脖子上还扛着孩子，一个个冻得鼻青脸紫，脚丫像猫咬，却毫不动摇。台上的自愿献艺者，和台下的白来看戏者，同是挨冻者，都为一个目的：“热闹”。(《染血的土地》第427页)

至于胶东特有的民俗，在冯德英笔下更是无不写得韵味十足。比方端午节吃鸡蛋的风俗，比方胶东山村特有的女红--绣花，都描写得细致入微，即使那很不起眼的劳动——刨地瓜，也由于冯德英对故乡的深切了解，知道这是“山区丘岭沙土地占绝大比例的人们最紧张、最忙碌的活”，“地瓜干是乡亲们的主要口粮”，“刨、晒地瓜都得抢时间，刨早了影响产量、刨晚了又怕霜冻”等等，就在冯德英笔下写得极富诗意了。

请看大俊刨地瓜：

“她把裤筒卷到膝盖处，裸露的两条长腿杆的腿肚子，丰圆结实，白里透红；她的长脚极惬意地埋在刨起来的润湿的淤沙土里，粗长的胳膊，挥着大镢头，举得并不高，落下来却很有力，镢头深深地扎进地瓜垅里，用劲一拉，一堆地瓜就出土了。凉爽的秋风拂着她汗浸漫、红扑扑的面颊，散乱的长发披在衣领上，蓝色花褂的脊梁部位透出了一片片汗渍。”(《染血的土地》第150页)

完全是“诗化的劳动”了呀!这是作者把乡亲们平凡劳动“诗化”的结果。带情写乡土，无处不洋溢着诗情画意。

当然，这也只能是胶东特有的“风景线”，在大平原上不会如此，即是在红土地上也没有这种劳动。淤积的沙土地才有遍地的地瓜干。

四、应该说到冯德英独具的乡土语言。读冯德英的长篇小说，会感到一股扑鼻的泥土气息。决非“土”，是很地道的文学语言，甚至带点“洋”，那气势、笔调、那驾驭语言的功力，甚至那反讽、调侃的语言技巧，都决不同于“山药蛋派”。他不是农民作家，可是语言却的确有股子“昆嵛山味”儿。不仅朴实得象山上的石头，而且清丽得象山间的流水。他的人物语言，满嘴胶东话。直通通的，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决不“弯弯绕”，更不会象“京油子”大耍嘴片子。而冯德英的叙述语言，也丝毫不忌讳胶东方言。诸如“饥困”(饿了)、“扎古”(治疗)、“磕跤”(摔跤)、“地场”(地方)这样的方言土语，他也兼收并蓄，反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乡土色彩。

冯德英是否对故乡也有一点偏爱? “月是故乡明”，“家乡话”也格外有乡情!

（来源：《胶东当代文学史略》安家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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